——在2025年6月26日读书交流会上的发言

权朝鲁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一、读书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语）。习近平同志也说：“先贤们的思想结晶、许多人的智慧和成功的经验都在书里，无须经其同意便可拿来为我所用，何乐而不为？只有愚蠢的人才不读书”（2017:《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说实话，23年来我读了50多本英文原著，平均每年2本。这些书都是和我的专业有关，有心理学方面的，有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方面的，有关于审慎思维方面的。我读了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杜威的How We Think（《我们如何思维》）。我读了世界著名的策略家庭治疗创始人之一的Cloe Madanes的7本专著。我也读过《圣经》，因为毛泽东主席说过：“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一天他问王海容：“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佛经？”王海容不解地说：“不读，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毛主席说：“要做翻译，搞外文，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毛主席与王海容的谈话·1964）。

二、好问

我在高中和大学学的是俄语。读英文的专业书籍可想而知，困难重重。但是我没有被困难所吓到，真正做到了不耻下问。我的原则是：天天问，读书过程中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请教英语老师，外国语学院的胡艳玲教授、贾磊副教授等等给我很多帮助。我也经常问美国的、英国的和新西兰的专家。他们都给了我许多帮助。这些年来，我问过外国专家16，700多个问题。我特别要感谢的是Richard S. Sharf教授、Scott Johnson教授和Cloe Madanes家庭治疗大师等。

三、倾听

我坚持听国内外专家的报告。我多次听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在济南等地做的报告，也听过校内专家的报告，如杨守森教授、任者春教授和孔屏教授。晚上，我经常利用手机在散步的时间听半个小时的英语，如哈佛大学的“Positive Psychology”（积极心理学）。在美国、英国、冰岛和日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期间，认真听国外专家的报告。2005年，我还到美国心理研究院（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接受家庭治疗的培训，聆听了世界著名的家庭治疗专家Richard Fisch教授、Bodin,A教授的报告。

四、写作

读书与写作相结合好处很多。读书给写作提供了原料，写作又促进了读书。这20多年来，我先后在国内外杂志发表文章5篇，在心理学界有重要的影响。2003年，在,《心理学探新》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效果量”（effect size）的论文，这是当时我国杂志第一篇介绍“效果量”的论文。从我的这篇文章问世后，全国的杂志陆续要求量化分析的文章必须进行效果量的分析。2009年，我在我国翻译界的最权威的杂志《中国翻译》上发表了论文，指出译者对家庭治疗一书的误译。2014年，我曾在《中国读书评论》杂志上发表一文，文章的题目是：《评一本粗制滥造的心理治疗译著》，指出这本译著有15个类型的错误。今年2月，我的一文“Helping high school teachers learn family therapy in China”在美国的一家杂志（Journal of Psychologists and Counselors in Schools）上发表。

今年3月，我的一篇论文“CT应该译成审慎思维”在《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动态》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用大量证据说明把critical thinking译成“批判性思维”是极其错误的，澄清了几十年来学界的思想混乱。这篇文章参考文献28条全部是英文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受到了华中师大教授、博导谷传华、山东师大图书馆馆员冯绍卿、济南市教育教学研究院研究员石建军、山东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导、全国著名专家李宗刚等学者的好评。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审慎思维的理念必将被全国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五、宣讲

读书对我来说是进行实践活动的先导。有了丰富的知识储备，再加上不间断的实践，所以我就有底气宣传我的理论和科研成果。在首届中美家庭治疗大会上，我做了青少年网瘾治疗的报告；在疫情期间，我给6位高中教师讲授家庭治疗；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家庭治疗大会的分组会议上，我介绍了山东省家庭治疗；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学校心理咨询座谈会上介绍了Learning and Practicing Strategic Family Therapy；在日本富山的国际家庭治疗大会的分组会议上我做了两场报告，一场是介绍我是如何帮助高中老师学习家庭治疗的，一场是介绍CT应该译成中文的“审慎思维”。这两场报告均受到与会的外国专家的好评。

六、帮助

20多年来，我用学到的理论来指导家庭咨询和个体咨询的实践。我接待的求助者来自全国各地。当年北师大心理学部的家庭治疗的译者出版后，我曾花了半年的时间纠正书中误译，负责这项译著工作的国内知名学者也极力敦促参加翻译的工作人员学习我的审慎精神。去年，当我发现一本关于CT的译著后，也花几个月的时间纠正其中的误译。这本译著是由中国社科院和四川师范大学的专家合译、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校对的。他们对我的纠正表示了感谢。我还给剑桥大学毕业的学者Peter Geiger的书写了评论。这本书的名字是：Intentional Intervention In Counseling and Therapy, by Routledge, New York，这本书已经被我校图书馆收藏。

总之，我的“六位一体”读书法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看来，我今后还要继续这种生活方式。“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我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践行终身学习的理念，扎扎实实地读书，尽力为社会做出新的贡献。